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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從費爾巴哈到“實事求是” 東方開出“實踐”花

      時間:2019-08-12 09:33 來 源:中國日報網 瀏覽 字體:

      【編者按】時代向前,歷史空留,穿行其間的精神卻亙古而恒定。打撈散落的故事,學習不變的精神,我們特別推出“學習故事”專欄,以理論學習為出發點,以故事為載體,帶您重溫近百年間,我們黨永恒的初心。

      “哲學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,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。”

      馬克思在《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》中的最后一句話,仿若一道圍墻,把那些無視“實踐”的哲學家們,徹底隔絕在了舊時代。

      盡管這位19世紀的哲學家費爾巴哈,創造性地從唯物主義的角度把“神創論”拉回了世俗社會,但他對于人的理解,卻謬以“動物般的感性對象”,否認“實踐是人的本質”。

      只字之差,即與真理失之交臂。

      自此,科學的“實踐觀”得以在馬克思筆下生長,唯物主義獲得了成長的根基,并漂洋過海,引領著一個古老的東方國家,重獲新生。

      而“實踐觀”在這個東方國度落地開花的過程中,也發生了同馬克思對費爾巴哈的批判,類似的故事。

      一、一本鼓勵你“親口嘗一嘗梨子”的書

      《實踐論》中說,要知道梨子的味道,就要親口嘗一嘗。

      對于毛澤東來說,“梨子”,他已經嘗得夠多了——兩次大革命的失敗,為他積累了足夠的實踐,而今,是時候品一品其中的味道了。

      彼時,遵義會議剛剛結束了王明等人在中央的統治。共產黨人認識到第五次“反圍剿”的失敗不在于敵強我弱的客觀事實,而是錯誤的軍事指揮,讓紅軍的戰略突圍變成了一種“驚慌失措的逃跑”。

      但戰事緊迫,紅軍只得調整了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,便又踏上征途。深層次的思想路線問題,便被無奈擱置了。

      然而,兩次失敗的疑云在毛澤東這里,卻揮之不去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現實,在戎馬倥傯的日子里,交織浮現在他的腦海。

      到達延安后,如何總結經驗,避免再一次失敗,盤亙在毛澤東心頭。

      白天陜北的土地上,夜晚寂靜的窯洞里,失敗的原因被毛澤東抽絲剝繭,逐漸顯露真容。

      郭沫若仍記得,毛澤東的辦公桌上,擺滿了馬列著作。有一次,他隨手翻開一本《辯證法唯物論教程》,開頭和空白處,密密麻麻地排列著墨筆小字的旁批,內容全是中國革命中路線斗爭的經驗教訓。

      1937年,抗大邀請毛澤東講授哲學,給了毛澤東整理思路、寫下成果的契機,“梨子”的味道,在毛澤東筆下終于成形。

      正如費爾巴哈看到了“神的本質是人”,卻沒有看透人的主觀能動性;以王明為代表的“左”傾教條主義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光輝,卻沒有明白認識與實踐結合的重要性。

      照搬馬克思主義的理論,讓革命陷于險境,也讓戰士們九死一生。認識不能脫離實踐,要知道革命的理論和方法,就要參加革命。

      于是,《實踐論》問世了。

      這一本在當時只為明晰教條主義對革命路線的影響,指明中國革命與實踐的書稿,在毛澤東對“理論與實踐”關系的探究下,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著作。

      科學的“實踐觀”從此在這個東方大國扎根地更加牢固,并在中國化的理論下,繼續指導著我們的實踐。

      二、一次“實事求是”的思想升華

      其實,早在寫出《實踐論》之前,對于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,就已經在毛澤東的思考中。

      那時的毛澤東,已經看到費爾巴哈等舊唯物主義哲學家們的局限性,了解到“實踐”對革命路線的指導意義。可如何吸收馬克思主義的精華,將它科學地應用于中國革命,并沒有清晰的前路。

      歷史很快給了他撥冗眼前迷霧的機會。

      1930年,正在進行土地革命的紅四軍攻克了江西贛南的尋烏縣。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氣勢正酣。可貧民要救濟、地主要打擊,居于中間階級的城市貧民和商業資產階級該如何對待?

      部分同志眼睛一閉,張口“拿本本來”,照搬照抄,按照上級指令機械劃分,不顧眼前的實際。

      毛澤東并不認同,他堅信,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,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。而了解情況,要靠調查。

      他走進尋烏的城鎮與農村,從商業到手工業,從田間到巷尾,和農民一起勞動,和商會一起賣貨,進行著細致而詳盡的考察、分析,并整理成了8萬多字的《尋烏調查》。

      這份調查報告,為制定正確對待城市貧民和商業資產階級的政策,確立土地分配中限制富農的“抽肥補瘦”原則,提供了實際依據。

      “沒有調查,就沒有發言權。”成了尋烏調查給毛澤東最大的財富,他找到了遵循馬克思主義的路徑。馬克思主義的“實踐觀”,內化為毛澤東心中認識中國實際、改造中國實際的理論武器。

      后來的故事,正如認識論的兩次飛躍一般。這個從中國革命實踐中獲得的理論,再一次被應用于中國的實際,并在一次又一次的勝利中不斷被證實、不斷被完善,進而飛躍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成果,接續指導著我們的革命與斗爭。

      1941年,在高級干部會議上作報告的毛澤東,再一次提起“實踐”的觀點,并第一次作出了科學解釋。

      已經扎根東方大國的“實踐觀”,終于有了一個中國氣派、中國風格的名字——“實事求是”。

      三、一次“知行合一”的再飛躍

      從費爾巴哈到“實事求是”,自有一條內在的邏輯線。

      在習近平總書記的書目里,也靜靜躺著這本《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》。

      “實踐”,從馬克思對費爾巴哈的批判起步,跨過山海,來到遙遠的東方大國,又在東方的沃土里扎根,長出“實事求是”的花朵。

      而今,這一朵“實踐”花開在了新時代的偉大征程里。

      它從梁家河的種地、打壩邊來;從《擺脫貧困》的一頁頁書稿里來。

      它跟著習近平總書記的腳步,從東到西,從南到北,從黃土高坡到雪域高原,走遍了全國集中連片的貧困地區,最終在湘西的十八洞村,播下“精準扶貧”的雨露。

      它靜悄悄地走進“知行合一、行勝于言”的講話里,走進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踐行中。

      馬克思說:“為了實現思想,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。”

      在東方的沃土里,這一朵“實踐”花讓每一位共產黨人,都變成了使用實踐力量的人。

      [責編:鐘明華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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